这是一场无声的风暴。

手术床上，苗挺的眼半睁着，无光。他的衣服被剪开，身上贴着电极片。心电监护仪发出急促的报警声，提示病人正在经历致命的心律失常，屏幕上一条剧烈震荡的曲线不断向前滚动。

心脏室颤来了。

在成都市第一人民医院(下称一医院)的急诊科抢救室，发生室颤的病人并不少见，每次都会让医护人员进入最紧张的状态。它常常出现在人临终前，由循环衰竭引起，几乎与“一条直线”同样凶险。

接下来，抢救的每一分钟都被拆成60秒计算。医生和护士的动作像是按了快进键，接力胸外按压、建立静脉通道、上简易呼吸机、准备除颤仪……他们顾不上抬头，一边操作，一边报告着各种生理指数，发出指令。

苗挺听不到这些，他心跳、呼吸停止，意识完全丧失，看上去格外平静，对抢救毫无反应。但在皮肤和骨骼之下，他的心脏正在经历一场惊涛骇浪般的风暴。

医学上把24小时内、出现不少于2次室颤的现象称作“电风暴”。接诊急性心肌梗死(下称急性心梗)病人时，这是医生最不愿看到的症状之一。苗挺在20分钟内室颤了4次。

如果把急性心梗发作看成一个人挂在悬崖边的树枝上，那么“电风暴”来临时，树枝就裂开了口子。全球最权威的心脏病医学组织之一，欧洲心脏病学会(ESC)把“电风暴”定义为“心室电活动极度不稳定导致的最危重的恶性心律失常”。

这场风暴还搅动着一医院的急诊科。抢救开始后，15平方米的抢救室里，围了11个医生、护士。有人不断闻讯赶来，只能站在一旁观望。

眼前的病人既是他们的“老主任”，也是他们的“教官”。苗挺曾任一医院急诊科主任10年，后又调到成都市急救指挥中心(下称急救中心)，主管急救培训。此刻急诊科几乎每一个参与抢救、或只是站在一旁焦急等待的医护人员，都曾接受过他的急救技能训练。

现在，考试时间到了。

1

2月27日是个周日，连续下了几天的雨后，成都的气温降到12摄氏度。除了这突然的“倒春寒”外，那一天没什么特别。

临近中午，苗挺换上呢子大衣，准备出门。每到周末，他和妻子都会去老城区看望母亲。妻子记得，那天他精神不错，半个多小时的车程轻松开了下来。

苗挺做事风风火火，看起来总是精力充沛，好友喜欢用“豪放”概括他的性格。他65岁，刚从急救中心培训科退休两年。他曾是中国心胸血管麻醉学会急救与复苏分会常委、四川省急诊医学专委会常委，是急救领域，尤其是心源性猝死急救领域的专家。

延迟3年才退休的苗挺还是闲不住。公安、铁路、机场，还有他最熟悉的医疗系统，都经常请他讲课。他总是欣然赴约，去传授基础或者高级的生命支持技能。2021年的前57天里，他至少做了18场急救培训。

出事前一天，他还在给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的医疗保障团队作AHA(美国心脏协会)认证的ACLS(高级心脏生命支持)培训课程。当天，他在朋友圈上传9张上课时的照片，配文“继续培训”。

27日，他难得休息。下午1点多，老母亲准备好了儿子最爱吃的手工包子，猪肉白菜馅儿。苗挺和往常一样，吃了3个。其间，一家人拉了些家常，没有任何值得情绪激动的话题。

聊完天，母亲和妻子收拾碗筷，苗挺躺在沙发上看电视，很快就打起了呼噜——这是他在医院急诊科养成的习惯，总上夜班，午睡就成为必需品。

妻子忙完也睡了过去，不知过了多久，迷糊中，她感觉身边有些响动。睁开眼，她看到苗挺皱着眉头，脸色苍白，一只手捂着胸口，在那张三人沙发上来回挪动，看起来焦躁不安。

她警觉起来。在家中，苗挺要求所有家人都要掌握急救技能，“就连我10岁的孙子都懂心肺复苏的原理”。几十年来，苗挺每成功抢救一个病人，她都要当一次听众，看他手舞足蹈地复述整个过程，她清楚那些病人的特征。

苗挺喜欢社交，朋友又大多是医疗圈子里的同行。她已经数不清听他们交流过多少个病例，“胸痛”“脸色变化”“出汗”是几个最常出现的词。

她伸手去摸老伴儿的额头，“潮潮的”，并没有急性心梗常出现的大汗淋漓。

“你怎么了?”她有些担心。

“我胸痛，痛醒了。”苗挺回答，捂着胸口的手没有放下。

这是个极度危险的信号。妻子回忆，听到丈夫的回答后，脑子里闪过那个既熟悉又令人恐惧的疾病：急性心肌梗死。

在很多人眼中，苗挺都能称得上一个健康的人。没生过什么大病，又能保持旺盛的精力。小病也很少找上他，有时一年下来都不会感冒一次。

但妻子清楚，这些年他一直都在“薄冰上行走”。他有高血压、高血脂，又经常抽烟、喝酒，近几年体重逐渐上升，已经称得上肥胖体型——这些全是急性心梗发作的高危因素。

3天前，苗挺曾有过短暂的胸痛经历，还伴有一瞬间的牙疼。持续几十秒钟后，痛感消失。当晚，他还准时参加了一场朋友聚会，喝了半斤白酒。

“打120吧?”妻子问苗挺，就像在“征求一个医生的意见”。

“不用，再观察一下。”苗挺摆摆手。

大概过了一两分钟，苗挺的症状仍没有缓解，他还是不断地在沙发两头间来回挪动。妻子也坐不住了，从丈夫那里习来的常识告诉她，这种时候，犹豫就是在“害命”。

“我不能听他的，他那会儿已经无法正常决策了。”妻子回忆当时的情形。

她要立即行动，拨打120，而不是被一个病人的意见左右。

2

妻子用苗挺的手机拨通急救电话，把手机递给丈夫。

“我胸痛了，需要一台救护车。”这时苗挺还能正常表达。

急救中心的调度员熟悉这个声音和号码，平日里，苗挺经常主持急救演练，有时也会搞抽查。他会用自己的电话“突袭”急救中心，检查救护车出诊质量。

放下电话，妻子让在场的其他家人看好苗挺，自己匆忙下楼，提前赶到路口，引导救护车到单元楼下，尽可能节省时间。

出门不久，她接到120回拨的电话。听到电话那头的不是苗挺，对方疑惑了：“不是演习、抽查吗?苗老师呢?”

“他是真病了，你们快点。”

在急救领域，病人处置分为“院前”“院内”两个环节。国家心血管病中心发布的《中国心血管病报告2018》显示，中国每年发生54.4万例心源性猝死。在另一项数据里，这些猝死有七成以上发生在“院前”阶段。

案例中，有人像苗挺一样，觉得胸痛可以承受，一直拖延呼叫120的时间。有人相信自己开车去医院比救护车快，结果遇到堵车，或者在途中病发。

尽管比大多数人更清楚这些，但作为一个病人时，苗挺依然在犯和他们一样危险的错误。

救护车只用了7分钟就抵达小区门口。医生和护士上楼后，先给苗挺用上氧气袋，然后当场检测心电图，初步判断是急性心梗。

“还不够典型。”苗挺摇了摇头，“再观察一下。”

医生、护士都是他的“晚辈”，有些手足无措，只能轻声劝他，“苗叔叔，去医院吧，你这个很危险”。他躺在沙发上没有动弹，只是不住摆手。

“马上去医院!”妻子态度坚决。

整个过程，她都表现得足够果决和冷静。她说自己必须这么做，没人知道，她手心已经出汗，心跳明显加快，“我能感觉到”。

苗挺似乎被妻子镇住，没再抗拒。就像平时的演习一样，几个急救人员抬着担架，用最快、最平稳的方式把他送进救护车。

上车前，医生拿出“胸痛一包药”(阿司匹林、替格瑞洛、氯吡格雷，均为抗凝血和血小板聚集抑制药物)，让他嚼碎服下，保证尽快吸收。另外，急性心梗病人常伴有呕吐症状，嚼碎后可以尽量避免病人把药整片吐出来。

慌乱中，一粒药片掉在地上，妻子顾不上那么多，捡起药片，带着泥土塞进苗挺嘴里。

救护车拉起警笛，路上的车辆纷纷让行，红灯也不可阻挡。

救护车内，苗挺变得更加烦躁起来，在担架上“翻来覆去”。鼻吸式氧气管被反复甩掉、装上。护士按着他的肩膀，妻子按着他的腿，试图控制他的身体。

他额头上的汗水明显多了起来，一颗颗往下掉。不一会儿，他摸着自己的喉咙，说“像火烧一样”，一直“烧”到胃部。

“华西医院!天府大道!火车南站……”一路上，护士都在跟他同步救护车位置，安抚他“很快就到了”。

15分钟后，救护车抵达一医院的急诊门口。院前抢救结束了，过程几近完美，但病人的危险状况并没有因此缓解，冠状动脉正在一点点堵死，每一秒钟，心脏都有可能因缺血受到损伤。

急性心梗治疗中，有个经典的“DtoB”时间(Door to Balloon，门球时间)，指从患者进医院大门，到用球囊把堵塞血管扩张开的时间。国内把DtoB的黄金时间确定为90分钟，超过这个时间，病人的获益会呈指数级下降，直至死亡。

在这场抢救中，下一个阶段开始计时了。

3

接到救护车的电话时，一医院急诊科医生李嘉文刚刚安顿好一个眩晕的患者，正在和病人家属沟通病情。

“10分钟后有一个急性心梗的病人入院，请做好准备。”电话那头交待。接着又补充，“病人是苗挺老师。”

李嘉文原本已经紧张起来，听到是苗挺老师后，反而“松了一口气”。和急救中心的人一样，她也觉得“苗老师又来搞演习”。

她做了8年急诊医生，入职时苗挺已从急诊科主任的位置上调离，但她对苗挺并不陌生。医院每年搞抢救培训，都会请苗挺来讲课。有时市里举办急救比赛，苗挺常作为评委，参与打分。

“苗老师的培训很好玩，会结合他之前碰到的案例，讲得特别有激情，而且很有用。”李嘉文的印象里，苗挺在作急救培训时很投入，“要求也相当严格”。自己掌握的操作规范和一些急难病例的处置方式，很多都是从他那里习得。

她和几位同事推着抢救床，准备迎接“病人”。救护车快速驶入抢救通道，车门打开，李嘉文看到苗挺躺在担架上，一只手搭在胸口，满头大汗。身边还有家属陪伴，表情紧张。这显然不是表演。

来不及吃惊，救护车上的医生就把担架推下车，招呼他们把病人转到抢救床上。

到抢救室的路上，李嘉文甚至感到有些恍惚。一个每天教人如何抢救心梗的专家，现在却因心梗被抢救，“这太不真实”。她拿起苗挺的心电图，疑虑消失，上面的曲线提示，病人已经出现典型的心梗特征。

日常生活中，诱发急性心梗的因素有很多，大量饮酒、过度疲劳、剧烈运动、情绪激动、气温骤降等。没人能准确说出苗挺突发急性心梗的原因，或许是3天前的那场酒局，也或许是突如其来的倒春寒、连日的疲惫，又或许与这些因素都有关系。但毫无疑问的是，相比别人，他的生活习惯更容易让心梗找上门。

“我应该不是心梗，我可能是主动脉夹层(另一种严重的心血管疾病)。”苗挺躺在床上，说话时明显气短，但仍努力提出意见，即使在李嘉文看来，这种判断有些奇怪——上苗挺的课时，学生最爱听他讲怎么看心电图。市里每年的急救比赛，他是心电图部分的命题人。

不断有医生闻讯赶来，心内科的刘童刚好在住院部值二线班，他与苗挺是多年的好友，“跑步到了抢救室”。

见到苗挺后，他发现对方的反应、对话，“比意识清醒时慢了不止半拍”，整个人也显得很烦躁。护士要给他抽血，他就甩手，要有人按着才行。苗挺告诉刘童，自己不可能是心梗，“不能放架子(冠状动脉支架)”。

这时，苗挺的第二张心电图出来了，更明确，病人是右侧冠状动脉出了问题。“如果在他清醒状态下，还能把这张图判断错，他基本上就可以转行了。”医生又给他量血压，如果是主动脉夹层，两臂血压一般会有至少20毫米汞柱的压差，但他没有。

“他当时就是那种‘麻烦的病人’，不听医嘱，对病情有自己的看法，干扰正常医疗程序。”刘童笑着说，他能理解苗挺的这种反应，“他对医疗环境的刺激比较敏感，像是一个人在危险情况下的自我保护机制。”

刘童判断，苗挺当时应该已经脑缺血，导致意识混乱、判断力下降。而出现这种症状时，病人的心脏功能已经明显衰弱——心脏的收缩和舒张依靠心肌。冠状动脉是为心肌供血的血管，堵塞后心肌供血不足，心脏舒缩能力受到影响，无法将足够的血液送至大脑。

抢救床上，苗挺还在固执己见。医生拗不过，又“为了那1%的可能”，答应他在去导管室的路上，顺便拍张CT，“看看主动脉的情况”。

“他作为病人时，对医生的质疑、对治疗的抗拒，跟一般人没什么区别。”刘童说自己体会过这种感受。作为心内科医生，他常年做介入手术，被射线辐射，身体出现严重症状。血液科医生告诉他可能患了嗜酸性白血病，“我先是怀疑，后来又觉得天都塌了，那种巨大的绝望，就算是医生也很难自持。”

但以一个医生的身份面对病人时，职业理性又重新支配了他。

“他(苗挺)要跟我谈条件，没问题，我要保持一个柔软的沟通方式，但是我的原则是，相信自己的专业判断，不能受一个脑缺氧病人的左右。”

医患双方终于达成了共识，苗挺依然烦躁，仍不断复述己见。护士把抢救室的门打开，准备把他推往CT室。

“我的诊断应该是……”忽然，苗挺两眼往上一翻，晕厥过去。

4

抢救立即进入另一个赛段。

急性心梗患者发生晕厥是种非常紧急的情况，临床上把这种状况称作“阿-斯综合征(Adams-Stokes综合征)”，即心源性脑缺血综合征。发作时，心脏功能已经严重不足，人体循环系统几乎停滞。

心电监护仪的警报声几乎同时响起，心率的数字变成闪烁的红色，代表着“一级报警”。

“室颤!”有医生呼喊。

护士“唰”地一声拉上抢救床位间的隔帘，家属离开，常规清场。所有人都像一台设定好程序的机器，忽然启动，按步骤快速执行。

有人捏着针头，在苗挺手上寻找血管。有人在他胸前涂抹导电糊，准备实施电除颤。病人没有自主呼吸，来不及插管，有人把简易呼吸器罩在他嘴上，一只手不停捏着呼吸器的球囊。

还有人拍着他的肩膀，“老苗，老苗”，确认他的意识，但他丝毫没有回应。

“除颤仪准备!”

所有人都向后退了两步，一位医生走向前，把电极板按在苗挺胸前。放电，200焦耳的能量瞬间穿透他的皮肤和肌肉，到达心脏。他的身体从床上弹起、落下。

发生室颤时，病人的心室肌缺血，细胞电活动紊乱，心室就会像痉挛一样快速、微弱地乱颤，以至于心脏无法泵血。在强劲的直流电脉冲作用下，心肌细胞的电活动被一律消除，等待重新恢复正常，就像电脑死机后的重启。

接下来的几秒钟，抢救现场忽然变得异常安静，几乎所有人都屏住呼吸，紧盯着监护仪屏幕上的变化。

室颤的剧烈波动消失了，但监护仪上的心电图变成了一条直线，原本急促的报警声也成了一种恼人的、不间断的蜂鸣。

心脏这个人体最勤奋的器官，一般从胚胎发育的第六周就开始工作。近40年来，苗挺一直致力于保证患者的心脏不要停歇。现在，他的心却跳停了。

也就是在这一瞬间，他血管里的血液停止了流动，每一个器官都开始缺血、缺氧，包括大脑。每一个瞬间，都有组织细胞凋零，然后死亡。

几乎不需要反应时间，已经有医生冲上去给苗挺做胸外按压。每一次胸廓都要压下5厘米，然后充分回弹。就像挤气球，心脏在外界物理挤压下，虽然不是自主动作，但也能完成一部分收缩和舒张的功能。

“就是这部分外力带来的舒缩功能，在人体高级神经的调配下，会优先供血给大脑、心脏、肾脏等重要器官，最大程度避免这些脏器损伤。”刘童说，如果一个人突然心脏骤停，要第一时间给他做心肺复苏，“心脏骤停的黄金救援时间只有4分钟，超过4分钟，脑细胞就会有不可逆损害，超过10分钟，人基本就回不来了。”

他曾接诊一个病人，和苗挺一样突发急性心梗。送到医院后，血管开通手术很顺利，心脏也恢复了自主跳动，但因为前期没有及时做心肺复苏，大脑内的呼吸中枢受损，病人失去了自主呼吸，“被活活憋死”。

幸运的是，苗挺现在就躺在抢救床上。医生接力按压，高质量的心肺复苏几乎没有间断。床边，代替人力的机器已经调试完毕，类似“打桩机”的心肺复苏器随时可以使用，无创呼吸机也设置好了参数，等待插管、开通气道。

室颤时第一时间除颤、用药物降低病人交感神经过度兴奋、心搏骤停时及时心肺复苏、上呼吸机、开通血管后要注意病人酸中毒……

休克中的苗挺无法得知，这些流程和动作就像他的课程重现。对正在埋头抢救的医生李嘉文来说，所有动作都源自反复训练形成的“肌肉记忆”。

但困难还是比想象中多。李嘉文负责气管插管，因为胸外按压同时会挤压气道，插管一定要尽量迅速。

“5、10、15……”李嘉文刚开始插管，旁边就有医生计时。

她发现，苗挺气管是“困难气道”，没有设备辅助，导管很难进入。

“停!停!”现场指挥呼喊。李嘉文撤回，心肺复苏马上继续。血压稳定下来后，她又尝试了一次，还是没有成功。

这时，心电监护仪的报警声突然响起。室颤又来了。

5

再次除颤后，苗挺的心电图有了新变化。

刘童认得眼前的这种波形，ST段(心电图的一个波段)陡然抬高，形状像一座墓碑，医学界就把这种波形叫“墓碑样”心电图。

出现这种心电图波形的急性心梗患者，心肌通常已经受到严重损伤。

不等众人反应，缺血、缺氧的症状开始向苗挺的全身扩散。他血氧含量降到80%左右，严重低于正常人95%以上的数值，手指和脸上皮肤开始变得乌紫。

“苗老师还能不能回得来啊?”有护士小声问。

没人回答。这时，急诊科、心内科、重症医学科和麻醉科的医生都已经到场，抢救团队甚至准备了ECMO(体外膜肺氧合)，应对可能出现的最坏情况——病人心肺功能衰竭，建立体外循环。

他们继续尝试常规手段。一针肾上腺素注入苗挺体内，用的是最大剂量。这剂“强心针”起了效果，监护仪显示，苗挺恢复了自主心跳。

刚跳了十几下，第三次室颤又来了。

这一次，是场“电风暴”。除颤后，苗挺的心脏又停跳了。这让刘童感到绝望，3次除颤，病人几乎没有给出任何回应。更何况，在他的临床经验里，“即使一切都做得很完美，仍有15%-20%发生‘电风暴’的病人出不了抢救室”。

当天，心内科副主任秦芳也在抢救现场，她是苗挺多年的老搭档。她用手机给苗挺拍了张照片，然后发到家庭群里，“老苗可能不行了”。她看到身旁站着的另一位同事，紧盯着抢救床，双手紧握，浑身颤抖。

一位医生上前拿手电照射他的眼睛，观察瞳孔有没有收缩——抢救已经进行了十几分钟，他们在确认要不要放弃。

病人的瞳孔收缩了。这是人体最高级的神经反射之一，抢救继续。

李嘉文再次准备插管，她弯下腰，瞟见有麻醉师在场，忽然停了下来。

“老师，您来。”她望向同事，或者说是队友。

麻醉师走上前，用电子喉镜辅助，就像他每天都在做的那样熟练，一次就插管成功。

苗挺的血氧饱和度逐渐得到改善。从阿-斯综合征发作开始，抢救已经进行了快20分钟，在心脏骤停抢救中，这已经算是比较长的时间。再往后，就算抢救回来，病人的预后可能也不会乐观。

就在这时，苗挺发生了第四次室颤。紧急除颤后，刘童看到，苗挺恢复了心跳，虽然微弱，但却是自主跳动。

紧接着，有医生看到苗挺的眼皮轻微跳动。然后所有人都看到了，他的手脚也有了动弹。突然，他“嗷”地一声开始呕吐，医生赶忙把他的头扶到侧面，防止误吸。

这是个不太“利落”的结局，但已经没人在意这些。

“耶!”李嘉文和同事们互相对视，忍不住地喊出了声。

6

抢救室外，苗挺的妻子站在原地，“脑子一片空白”。其间有护士不断出来，拿着一堆文书让她签字，她几乎没有犹豫，全部同意。

“我相信医生，只要是对他有利的处置，尽管上就行。”半个月后，她回忆这场风波时，语气依然坚定。

从医30多年，秦芳见过太多生死，“已经看得很开”。但那些“本有机会拉回来，却因为一些非医疗原因没能留住”的患者，每次都会让她揪心。

她见过一些急性心梗患者的家属，手术前要等所有家庭成员到场商量后，才签字同意，结果病人已经被“耽误”了。还有家属不顾医生着急催促，并告知病人等不起，还是要打一圈电话，找到“权威医生”，得到肯定答复后才同意手术，结果是悲剧。

“苗挺这件事，在家属的层面，可能一分钟都没耽误，整场抢救完全由医院主导。”在她看来，家属对医院的信任，是抢救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。

从抢救室出来后，苗挺被推到导管室，刘童为他做了介入手术，在动脉血管里安装支架。

“他的整个右侧冠状动脉堵了一半。”刘童感叹。

晚上8点半，手术结束。下班后，刘童换上便装，在回家路上发朋友圈，“终于把这个不听话的‘老小子’捞回来了”。

术后，医生给苗挺用了镇静剂，他在重症监护室里“昏迷”了3天。前两天，他一直高烧不退，医生从他的肺泡里抽出了异物，是白菜帮子和肉馅。

出院后，苗挺对发病时的记忆是一片空白。除了这一点，他身体几乎没什么大碍。只是胸口的疼痛、两臂的淤青，还有介入手术留下的瘀血还在提示着他，那天他经历了一场生死考验。

对苗挺家庭来说，这场风暴的余波还未平息。

从前每天早上，苗挺都是家里第一个起床的，如今妻子总会赶在他睡醒前，检查他还有没有气息。走在路上，妻子也要搀扶着他，即使他行动能力并没有下降。就连说话时，妻子也会时不时摸一下他的额头，检查他有没有出汗。

他给救他的医院，急诊科、心内科都送去了锦旗，上书：救命之恩，没齿难忘。他最感谢的还有妻子。

“她的处置几乎是教科书式的。”苗挺复盘，发现家人胸痛后果断拨打120，选择有救治能力的医院。让病人尽量平卧，不要随意挪动，增加心脏负担。在有其他家人看护病人的情况下，引导救护车，尽量节省时间。到医院后，完全信任医生，没有犹豫不决。

苗挺曾在一场成都市属医疗机构的会议上得知一个数据，成都市的胸痛病人通过呼叫120到医院就诊的，只有总病人数的17%左右，大部分都是自己去医院。

“这不该是一个大型城市该有的‘医疗教育’水平。”苗挺摸着胸口，语气沉重。

实际上，根据国家心血管病中心发布的《中国心血管病报告2018》，我国每年发生心源性猝死54.4万例，院外抢救成功率不足1%，远低于发达国家的2%-15%，甚至30%。相对应的是，我国心肺复苏技能的普及率同样是1%，发达国家是60%。

苗挺曾经每天抽超过一包香烟，现在减到两支以下，酒不敢再喝。他要继续推广急救技术，最新的案例是这段亲身经历。

“我是在用生命检验自己的培训。”他在课件上打下这行字。(记者 杨海)

关键词： 当急救专家需要急救